在Edgardh的這篇探討青少年性健康的文章裡，提到影響青少年性行為模式的許多社會因素，如前述的經濟衰退所造成的學校預算刪減、90年代日益增加的社會區隔、對於「何時可以有性行為」從過往「必須在有『愛』的基礎」漸漸變成「只要愉悅就好」。雖然瑞典社會接受青少年有性行為，口服避孕藥及保險套也方便可及，然而，有性知識並不保證在實際上有安全性行為。在Jarlbro和Persson所做的研究顯示，大約有60%的人在初次性行為中有避孕措施，70%的人在最近一次性行為中有避孕措施。其中，保險套在初次性行為較常被使用，口服避孕藥較常在最近一次性行為中使用，卻很少既用保險套也用口服避孕藥。另一個例子是，在瑞典主要販售保險套的機構是瑞典性教育協會（RFSU）。該機構指出，在1987年，賣了2千5百萬個保險套，但在1998年，只賣出了1千7百萬個，而這個數字包括送到青少年健康中心的保險套。因此，Edgardh最後提到，即使是在瑞典，這個有著對於青少年的性開放及不帶道德判斷態度的國家，而且對於青少年也有充分的性及生育健康的服務資源，但在防治性病、不想要的青少女懷孕及性剝削方面，還有許多挑戰要面對。

這個結論是我在閱讀瑞典相關研究時，常會看到的結論。例如，其他報告會提到，即便瑞典被認為是性別平等方面相當進步的國家，但是，職場的性別區隔、男女薪資差異、在私人企業裡女性仍難以在高的職位仍是要面對的問題。也就是說，研究者並不會自滿於瑞典的「成就」，而會務實地提出還有哪些待解決的問題。但是，這並不表示，研究者否定「對青少年的性的開放態度」、「對青少年提供性與生育健康的服務」或「性別平等」這些基本方針。

我在瑞典這一年來，的確在報上新聞會看到關於性病的一些報導。但報上只會提及這與「不安全的性行為」有關，而非把問題歸因指向開放的性道德。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前一個週末，免費報紙《都市日報》也在每週五的「性與關係」的專欄中提到新的性病。專欄性專家就提出了關於保險套的幾個「小撇步」，例如「做好準備，讓保險套隨時在手邊可及的地方，例如口袋中或床頭櫃」、「在出國旅遊前就要先買好保險套，即使自己沒有打算在國外有性關係」等等。我也曾看到報紙提到墮胎比例的報導，然而瑞典社會福利部負責墮胎統計的Birgitta Ollars指出，她們無法知道墮胎比例高的原因，因為影響墮胎牽涉許多複雜的因素，如社會、宗教因素等。也就是說，在瑞典的報導或研究裡，不會輕易做歸因連結。以最近新上台的右派陣營所提出的失業津貼改革方案為例，右派陣營在選前提出要降低失業率，而當選後提出的解決之道就是在失業保險中增加失業危機高低這個因素來交保費（其結果當然是較易失業的低階層工作者要交更多保費），並且降低失業補助金。對於高收入的人而言，因為她／他們的薪水高，而失業補助金又有上限規定，所以政策改革對她／他們沒有影響，因為她／他們都是拿最高的補助上限額度。但對於收入低的人而言，失業補助金從8成降為7成，就意味著不少的損失了。對於這個方案的討論，新聞評論家在電視新聞就指出，並沒有研究結果顯示降低失業補助金和降低失業率有什麼相關。所以，右派如果把一般偏見所說「因為失業補助金太高，造成人民懶惰而不事生產」來當做其執政的後盾，是無法使人民信服的。

同樣的，瑞典在1956年就把「性與人際關係」列為學校課程之一，在1977年有新版教師手冊，並且在之後的內容及方向都更動不大。七○年代的性教育改革是基於「『性及人際關係教學與知識之問題』教師手冊改進計畫」調查諮詢委員會在1974年所提出的10年調查報告，而且這個報告及性教育教師手冊在出版前都會先給相關團體或專業人士看過，根據這些人的意見回饋修改後才會正式出版，而政策改變多半都會根據這樣的嚴謹報告而改變。在這樣長時間的政策改變過程中，報紙、電視媒體都會提供相關的資訊平台、邀請對於政策不同意見的各方陳述己見，讓民眾參與公共議題的辯論，而非一夕之間輕易的政策改變。

相較之下，當台灣在做政策改變時，一方面缺乏理性的媒體提供充分的各方意見，二方面則是像美國的模式，需要動員大量資源及人力來遊說政治人物，而這樣的遊說對於資源少的族群而言，是十分不利的。此外，我們的教育過程向來較缺乏批判思考能力的培養、也沒有參與式民主的公共辯論空間，當我們在閱讀報上的往來辯論文章時，是否有能力看到不同意見背後的意識型態，以及細查資料是如何被引用的呢？（下週續）